不得不承认，面对城市的经营和文化操守，比起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的内心或多或少都有一份脆弱——不敢示人的脆弱。我的一位法国籍同事尤金（其实他是俄罗斯人，年仅28岁，却会5种语言，很敬佩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很脆弱”！这句话不停地在我的内心盘旋，其实我们都很脆弱……
这不禁让我想起2007年舆论的焦点“故宫中的星巴克”。

记得也是这个时节，2007年如果不是刻意寻找，我怀疑这一生都会错过一家全中国最著名的星巴克连锁店。它在一条长廊式的房间里占据了一角，放着几把椅子，一个小伙子正在收钱，我闻到了不算浓郁的咖啡香。它的气质的确与故宫不协调，在长廊的大部分空间里，是每一个游客都熟悉的景象——旅游书籍、刺绣、唐装、旗袍——管理者心目中的中国特色，服务员小姐们表情漠然，当碰到非中国人面孔时，她们就热情地说出简单却流畅的英文，对后者的购买力充满信任。
那是一次快餐式的游览。我已经有二十年没进入故宫了吧，几年前一些夜晚，我沿着高大的城墙和护城河游荡。在欣赏着静默的红墙，内心会在某个瞬间突然涌起一种难忘的情感——我的国家真伟大，竟创造出如此辉宏而富有美感的建筑，我会想起贝鲁奇的《末代皇帝》中的长镜头，那空旷的威严……
白天的景象不同了，我缺乏定力，总是被眼前晃来晃去的人群扰乱心绪。私人住宅变成了公共旅游场合，人们在这里行走、喧哗、发呆、争吵、困倦，当然最重要的行为是拍照。所有的美都蕴涵着权力和意识形态，我猜如今，除去开门之前与关门之后的故宫的工作人员，没人能再看到故宫最初的完美和庄严了。
那次和我同行的是一位外籍学者，一位有点过分敏感的犹太人。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话，谈起了犹太人仍旧强烈的身份焦虑，散落在世界各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仍为自己的身份忧心忡忡，历史上的一次羞辱与折磨可不那么容易消除。
我们下意识地寻找那家星巴克咖啡店。那时，它是一场争论的焦点。大约是2007年1月中旬时，中央电视台一位年轻的主持人在他的个人博客里上质疑了星巴克存在的合法性，并用煽情却并非符合实情的方式模拟：星巴克是否有在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英国的白金汉宫等等世界文化瑰宝和奇迹里开分店的宏伟计划”。
它很快就演变了一场全国性事件、进而是一起国际性事件的原因可以理解。首先，它触及的最敏感的话题，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人对自己身份的敏感性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星巴克不再是一家咖啡店，而是外来势力的象征；其次，它是在互联网开始这场争论的，互联网上最鼓励那种非黑即白的争吵，似乎打字的键盘之于肾上腺素紧密相联，而与头脑无关，于是关于这家星巴克为何会开在这里，故宫中商业经营环境的现状是什么的基本事实，立刻被屏蔽了，剩下的就是那个抽象、激烈的情绪——它是美国资本对于中国传统的蔑视；因为谈论中国变成了国际媒体持续热门的话题，中国正在抢占全世界的各种工作机会，消耗掉越来越多的资源，还准备举办一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运动会，一个迅速成长壮大、却让人难以捉摸的中国正给全世界带来忧虑，所以这起内部事件迅速被放大成中国对待世界的新态度的反应——中国将更强硬的面对外部力量，变得更自信或者更傲慢；这位30岁的主持人芮成钢也很容易被视作新一代中国精英的代表，他是时髦的电视人，在耶鲁大学接受训练，说着流畅的英语，在全球各地旅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采访过世界300多位领导人，包括比尔"盖茨与比尔"克林顿，他在博客上发表看法——这被视作个人自由的极大解放，也是在专制政权无法控制的新自由，然后这个精英式的意见，得到了网络上的公众的迅速响应，这种现
象也可能被理解中国社会的新变化……

如今的确很少有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得到世界性的承认。看到那些人仅仅因为肤色更白、鼻梁更高、眼睛更蓝，就得到更好的对待，谁都会觉得郁闷，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同胞有更多的信心，我们拥有那么漫长的历史、创造出那么辉煌的过去，却有一颗急于取悦别人的心——似乎年龄和阅历没有带来镇定，而只是年华已逝的慌张……这时，我们期待能够做些什么，能够恢复这个国家的一些信心与尊严。
这种情绪在过去一百多年中纠缠着几代中国精英。不同的社会阶层以不同的方式接受着这种新现实。我们那些自命不凡的精英们在技术、思想、制度、宗教层面上叹为观止，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则通过“洋火”、“洋布”、“铁路”来了解这陌生的力量——他们的力量更强大，甚至人也更高大。
但是，情绪的突变总是带来相应的后遗症。那种被压抑的自我中心和现实的自我怀疑，纠缠在了一起。这个国家像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一样，性格中有着惊人的忍耐能力，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忍受着各种压迫和屈辱而不做任何抗议和调整，却经常在某一瞬间，突然爆发出郁积已久的愤怒，这种愤怒难以阻挡。
从历代王朝的更替到义和团运动，似乎都遵循着类似的规律。那些昔日见到火车都感到胆怯的山东农民，摇身一变成为了自信“刀枪不入”的拳民。我搞不清楚这种性格突变性的原由，或许与我们一直以来培养人的方式有关。个人并不存在，他要依附于一个大家庭，或是听命于更高的权威，人们主要依靠外在的标准，而不是内心准则，或是超越世俗生活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行为。这就像没有中间基准的钟摆，它可能突然从一端摆到了另一端，它太受外界变化的左右。中国的情绪的钟摆，很容易从自我中心一端，摆到了自卑，又从自卑摆回了自大，但就本质而言，这两者是一致的——它们都不是真实的自己，都依赖于外界对于的看法。我们的精英们，时常是那种躲藏在群体中的勇敢，那种一时兴起式的愤怒，像是一场演员自己都不相信的戏剧。这种情绪延续到这场关于星巴克的争论中。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是，除去躲在荧光屏后的网民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呐喊，还有连发起人本身最想依靠的力量，征集300位全球重要人物的响应，不停在英文媒体上发出类似的声音。你在抱怨星巴克破坏你的传统遗产，把故宫的角落变成了“租借”，但同时你想依赖的仲裁力量，却同样是外来的力量。你不感到可笑和戏剧吗？！
游览故宫的最大的发现，不是这家咖啡店，而是那些太和殿、养心殿上的英文指示铜牌，它都是美国运通公司所制作，明晃晃的真显眼。但是，如果不是运通公司出资，这指示牌会存在吗？在短暂的散步里，一个小姑娘还硬拉着我们进入一家画室，她或许认定我的犹太朋友会购买他们的藏品。我还记得在互联网上看到的那些照片，故宫里总是举办“大清开国艳后展”、“宫女真实生活展”、“清代太监真实生活展”这样的展览。上海的一位教授发现，重印的《四库全书》就是打故宫牌的，还包括盖上乾隆皇帝的御玺。一些“金书”、“金画”、“稀世珍宝”的广告，也都或明或暗显示它们与故宫的关系，或称仿自故宫珍藏、皇家秘宝，或称得到故宫特许，限量编号。
至于其它不是星巴克的饮料店，则是闹轰轰的，像中国绝大部分旅游景点一样，拥挤、吵闹、不够整洁。我突然想起了山东曲阜的经历，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位孔子第76或74代传人在出卖字画，一位76代的妇女还给我算了一卦，至于以孔子名义制作的质量低下的纪念品，所有的小餐厅都以孔府命名，它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依据。
故宫中的星巴克与其说是跨国资本对本土不尊重，不如说是中国自身过度商业化的结果。在中国公众的这种情绪背后，则是我们对自身的深深不满，我们对自己的破坏比任何外来者都多，但是我们又不敢于面对这一切，而试图寻找一个明确的替罪羊。而在另一方面，这个简单的争吵蕴涵的莫名其妙的义愤，那种对民族自尊的过分敏感，则同样是对自己现状的深深失望——我们为何还未赢得足够的尊敬。
一个国家像一个人一样，她赢得尊敬的方式，不在于她生产了多少物质，而在于她是否遵循某种准则，是否具有胸怀，是否为世界贡献了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是否启发了世界不同的思想方式……很不幸，在这些方面，中国对于世界的所做贡献仍乏善可陈。如果年轻一代精英们，想与往昔的几代人，致力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致力于建设一个好社会。那么他首先要做的是认清我们的国家的真实情况，诚实面对这一切，而不是将目前的困境寻找到一个简单的借口；其次，真正的精英要像警惕权力一样，警惕公众的情绪，他们两者都经常滑向极端；而且，精英不仅应该只知道什么不对，更应该探究什么是可能的，他要寻找最适合这个国家、这块土地的叙述语言、工作方法。所有思想上、技术上、艺术上、制度上的创造力，都来自于一种既包容一切的开放性，和同时坚持诚实的面对自己内心召唤的态度，这两种力量的结合。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了圆明园，这个中国人典型的民族骄傲，曾是万国之园，里面遍布着来自欧洲、阿拉伯各地风格的建筑。为一杯咖啡而显得义愤填膺，显得我们是一个心智上多么不成熟的国度。
2007年7月中旬，星巴克最终离开了故宫，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星巴克是故宫博物院将其邀请来的，而如今又是它以大修为借口，提前结束了合约——我们的承诺是如此经受不了考验。

悲哀：

我们可怜的自尊，我们脆弱的自尊……

                                           2008-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