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先生，大家对他很熟悉，蜚声国际的名作家，无待我来做什么“介绍”，何况，我对他所知十分有限，根本没有妄言“介绍”的资格。但我对他“很感兴趣”，想了解他，一也；心知他著作十分丰盈，然而并不自足自满，仍在孜孜不息，勤奋实干，对之怀有佩服之敬意，二也。如今他又有新书稿即将梓行，要我写几句话，结一墨缘。这自是无可婉谢、欣然命笔的事情。所憾者，因目坏无法快睹其书稿之全璧，唯恐行文不能“扣题”，却是心有未安。

刘先生近年忽以“秦学”名世，驰誉海内外。这首先让我想起“红学”、“曹学”、“脂学”……，如今又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分支“秦学”。我又同时想到“莎学”这一外国专学名目，真是无独有偶，中西辉映。

因在上世纪40年代“负笈”燕园时，读的是西语系，所以也很迷莎学，下过功夫，知道莎学内容也是考作者、辨版本，二者是此一专学的根本与命脉。没听说世界学者有什么不然或异议。可是事情一到中国的“红学”，麻烦就大了。比如说，胡适创始了“新红学”，新红学只知“考证”，不知文学创作。批评者以此为“新红学”的最大缺陷。

如今幸而来了一位名作家刘先生，心甘情愿弥补这一缺陷，对于红学界来说，增添了实力，注入了新的思想智慧，我们应该表示热烈欢迎。我们的先贤孟子还讲过读其书、诵其诗，必须知其人，论其事。人家外国倒没有洋孟子，怎么也正是要读其书、诵其诗，知其人，论其事呢。据说有一对夫妻学者为了“寻找莎氏”，查遍了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上千万件资料去“大海捞莎针”，每日工作多达18个小时，结果如何暂且不论，我只感叹难道“红学”是“中”学，就不能与“西”学同日而语吗？

因此又想，考作者，辨版本是世界诸大文学巨人不朽名作研究过程中绝无例外的，也是没有异议的。唯独到了中国的“红学”上，一涉及到考作者、辨版本这种世界性的普遍研究工作就被视为是什么“不研究作品本身”、“不研究文学创作”、“光是考证祖宗八代”的过失、甚或是一种错误，这就令人费解了。

《红楼梦》是一部多维结构、多层面意蕴的巨书奇书——奇就奇在一个“多”字，既丰富又灵动，味之愈厚、索之益深、谙之不尽……除了反映历史、社会，感悟人世人生，赞颂真善美，悲悼真善美被践踏、被毁灭而外，作者雪芹也十分明确表示:全部书的大悲剧，是女儿的不幸命运，而其根本原因是“家亡人散各奔腾”，是“事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是“树倒猢狲散”，是“食尽鸟投林”这条极关重要的命脉。而这一命脉却被作者雪芹有意(也是无奈的)不敢明言正写，只好把它“隐去”，又只好将隐去的“真事”变称为“梦幻”。既然如此，研究者就必须从那隐去的真事中去考明这个“家亡人散”“事败休云贵”的历史本事。

由此看来，作家刘心武的“秦学”，正是要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工作。他在这一方面有其前人所未道及的贡献。此贡献并不算小，也为红学长期闭塞的局面打开了一条新蹊径，值得重视与深入研讨。一个新的说法，初期难保十足完美，可以从容商量切磋，重要的不是立刻得出结论，而是给予启发。

从这本书我见到了王渔洋《居易录》中只有康熙原版才得幸存的康熙南巡随处写匾、太子随侍写联的真实记录，这条珍贵的资料正可佐证荣禧堂匾联的来历问题。至于联文是否自撰，抑或借用唐诗，与我们的主旨并无多么重大的关系。康熙所说“此吾家老人也”——其实也就是专对太子说的原话纪实。

我曾把“善察能悟”当作一条考证经验赠与刘心武先生，承他不弃，以为这是有道理的。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四部》，刘心武编著，东方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定价:28元)